经营港澳海上客运的船务公司，以赌王的信德船务公司最大，拥有的喷射船最多。无论水翼船还是喷射船，都是赌王的信德公司最早引进。
澳门还有一项世界之最：赌博花样繁多，集中外赌式于一城。
自从澳门政府对赌业实行专营管理以来，在澳门经营的中式赌博有骰宝、番摊、字花、麻将、牌九、山票、铺票、白鸽票等；西式赌博有百家乐、轮盘、梭蟹、廿一点、花旗摊、泵波拿、六合彩、赛马、赛狗、回力球、赛马车、老虎机等。1982年，澳门政府对赌博品种重新作出规限，将博彩分为三大类：第一类是幸运博彩，即传统的赌博娱乐，如骰宝、番摊、百家乐、轮盘等；第二类是相互博彩，如赌马、赌狗、赌球等；第三类是运气博彩，如白鸽票、即发彩票等。
澳门的赌场都是赌王开的，因此不论开设什么赌，都是赌王的生意。何鸿当然不满足仅仅做小小赌城澳门的赌王，从上世纪70年代末起，他就跨国开赌。1998年，他还正式涉足公海赌博，准备购置庞大的赌船队。2000年赌王宣布开办网上赌博公司，试图利用因特网把世界赌徒一网打尽。
小小赌城澳门，其辐射力波及全球！
何鸿：澳门博彩史上的顶级人物
我们还是先对澳门的博彩史作简单的浏览。
澳门原是个民风淳朴的渔村小岛，自葡萄牙人“租借”治理以来，渐渐沦为赌埠。澳门赌业历史悠久，早在清朝乾隆年间已经十分“猖盛”。西方传教士约瑟1742至1745年在澳门生活了3年，他在游记中称澳门是一座充满：“纵欲、抢劫、背叛、赌博、酗酒、吵架、欺骗、谋杀及其他罪恶的城市。”
清代诗人汪兆镛对澳门的赌风感触尤深：“赌馆林立，皆层楼崇敞，光怪陆离，供具无一不精，但人迷津，涸可立待。”清代诗人丘逢甲从台湾来广东做官，多次考察澳门，亦对澳门赌博印象极深，写下一首描写赌博怪状的诗：
银牌高悬门市东，百万居然一掷中；
谁向风尘劳斗色，博徒自古有英雄。
清道光和咸丰年间，英国着名画家从香港到澳门定居了28年，创造了大量以赌博为题材的画，画中的赌徒，不仅有商贩、农民、脚夫、士绅，还有老人、小孩。他最吃惊的是一些妇女通宵达旦地赌，他的妇女嗜赌画与汪兆镛的女流赌博诗相得益彰：
轻车衢陌响辚辚，钏动花飞夜达晨；
未必投壶同玉女，却看印送有香轮。
明清直至民国初年，参与赌博者基本上是华人。洋人的娱乐是舞会、小型演奏会及歌咏会。澳门的华人一律是汉人，外国的民俗学家说汉民族“静处寡动”，不似其他民族能歌善舞，时光在快乐的歌舞声中流逝。不喜歌舞的民族比较容易与赌结缘，聚赌成为澳门华界常见的社交方式。澳葡当局对华人的风俗（也包括陋俗）采取放纵的态度，加剧了赌博泛滥。因此，那个时候的赌博，基本是中式赌博，赌馆也全是华人所开。
澳门形成赌埠，与周边环境有密切关系。
在19世纪中叶前，广东官府遵循《大清律例》对聚众赌博者惩罚较严。虽然不能杜绝民间私赌，公开的赌馆却无人敢开。广东赌博不方便，于是一些赌商就跑到澳门来开赌，一些大豪客也专门跑到澳门参赌。澳葡当局对赌博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，致使赌博商业化，变成特殊的行业。
1842年英国强占香港为其海外殖民地。由于香港地理条件比澳门优越，英国又是当时世界最强盛的国家，香港发展很快，澳门的许多洋人洋商纷纷迁往香港，澳门的对外贸易地位一落千丈，萧条景象令人怆然。
那时很多广东农民和工匠迁移到香港，也把赌博的陋习带到香港。1844年港英当局颁布《禁止赌博条例》。香港禁赌，澳门便开赌——澳葡当局于1847年宣布博彩业合法化，对已经存在的赌博以法律形式肯定下来。这样，因为商贸萧条致使税饷锐减的澳府，又开辟了新的财源：赌业专营权归政府，招商承办，政府向赌馆征收赌饷。
1852年，香港怡和洋行“皇后号”客货轮行走港澳间。1865年以英商大股东的省港澳轮船公司也加入港澳间的客运。这些客轮加强了港澳间的联系，也方便了香港来的赌客。
不过，香港禁赌后，地下赌档总是禁不绝。1867年麦当奴港督对赌业采取“寓征于禁”的政策，对赌馆发牌并课以重税，致使赌馆难以生存而逐步减少或消失。这个政策反而促使赌博泛滥。英国政府知悉后，责令香港当局严厉禁赌，1872年港府宣布新禁赌令，由新港督坚尼地亲自督促执行。
这是香港历史上最严厉的一次禁赌，从此香港成为比较干净的“无赌”城市。从此，香港的赌客只有往澳门跑，这个“惯例”一直延续到2005年的今天。
澳门赌业的繁荣，也与广东有相当的关系。广东地方当局于1861年准开围姓，以后陆续准开山票、铺票、白鸽票等彩票类博彩，传统赌博只有番摊一种，最受欢迎的骰宝直到清朝灭亡也未获准开。并且，广东的公赌时开时禁，禁赌时，广东的赌商赌棍纷纷逃到澳门避风，极大地充实了澳门赌业的实力。
1887年，广东巡抚吴大澄在给清朝总理衙门的奏章中，对澳门的现状有一段概述：澳门“官无善政，商无善卖，工无善艺，惟借赌馆娼寮，包私庇匪，收受陋规，为自然利。”这里的“收受陋规”，是指澳门当局向鸦片、娼妓、赌博等偏门行业征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