赌场开了张，开赌的合约还没有签订。葡国总统给澳督马济时打来电话，要马济时取消新公司的赌场专营权。马济时抵制了种种高压，自己却“提前”结束总督生涯。何鸿燊频频在澳府和葡国海外部活动，终于搞定合约。从此澳门的博彩业走上新的发展时期，一年比一年兴旺。
叶汉是个具有“敬业”精神的赌界从业人员，他主张“公平”开赌和参赌。“公平”的内容之一，就是赌具要体现“公平”，杜绝任何人利用赌具造假舞弊。因此，叶汉对各种赌具进行了改革，骰宝是其中最重要的改革。
那是在30年代后期，中央酒店赌场六楼设女骰，由女荷官摇骰。一天摇骰女开早班，开过一铺后，摇骰女随手拿起一个大面包，撕掉油纸大口大口地吃起来，而另一只手则按着骰盅盖，叫客人下注。要命，她竟忘了摇骰！骰盅里面的骰子点数，正是上一铺的点数。本来她应该重新摇骰，但是她一心顾着吃东西，便把摇骰的大事忘了。赌客哪逢这么好的事？于是纷纷掏出全部身家来押。摇骰女很快醒悟自己的过失，但她的话已出口，按规矩不能改变。结果赌场赔了一大笔钱。还有一次，也是发生在女骰部，这倒是一次人为的事故。有一个摇骰女跟她的男友暗中联手作弊。当时，女骰部的旁边设有茶餐室，并有专人过来收集下注的泥码。这个摇骰女是摇骰好手，善于控制点数，若碰上3粒骰子当中，有一到两粒跌进骰盅侧边的夹角里，她便能使出一种巧劲，表面上看她在使劲摇骰，但那夹角里的骰子却不会移动。这个摇骰女与在茶室的男友约定一套暗语，下注时，向其男友通报能不能押，押“大”或买“小”。这套把戏最后被叶汉识破。
如果是一般的赌场主管，对这两起事件的解决办法，可能就是辞退摇骰女了事。但叶汉认为，事件既出在人身上，但也出在不够完善的赌具上。叶汉经过反复试验，彻底杜绝了可能发生的弊端。他的办法是，把骰盅接上电源，在骰盅外面装上一个开关和一块会亮灯的显示牌，盖上盅盖之后，摇骰的荷官要在开关上按三下，盅内的弹簧装置便会启动并自动“摇”三次骰，灯光显示牌随后亮起来，照亮了显示牌上原有的文字“请下注”，并反复闪烁，示意赌客可以下注。
马济时受到恶意中伤
“八大威胁”中的第八条是，扬言在澳门和里斯本，调动一切关系阻止新公司与政府签约及履行合约。这一手果然厉害，何鸿燊折腾了半年多才搞定。
1961年10月份揭标，以何鸿燊、叶汉为首的香港财团获得澳门赌场的专营权，但到12月份，新公司还没有收到政府的正式批文。显然是澳门地方势力的那一伙人在作梗，能量之大，连马济时总督都感到吃惊。
傅、高两大家族盘踞澳门数十年，在葡国政府、澳门政府，以及社会各界甚至江湖黑道，都有深厚的关系。赌业是澳门的聚宝盆，傅、高两家盈利不可计数；一些政府官员、社会名士、江湖大佬亦受益匪浅。现在澳门赌场易帜，他们岂会甘心？于是多股势力纠结在一起，千方百计阻挠政府与新公司签约。
泰兴公司还派出专人到里斯本“陈情”，说新公司在投标书中的承诺只是权宜之计，他们根本没有能力经营赌场，更无法履行草拟中的承包合约。说客大言不惭介绍泰兴公司20多年来，对澳门政府和居民所作出的巨大贡献。
此时，马济时总督难得有片刻安宁，办公室和住宅电话每天响个不停。说客中有葡国海外部的官员、有卸任回国的前澳府官员、有代表澳门地方利益的名士，他们的口径惊人的一致，“一针见血”地指出新公司的承诺是“空头支票”，敬请马督千万不要被投标书中的美丽词藻蒙蔽双眼。
马济时没有为说客的宏论蒙蔽双眼，他心里很清楚他们如此卖力，是私利在作祟。马济时只能这样回敬他们：招标奉行的是价高者得，既然何鸿燊一方出的价高，泰兴的价低，只能就高弃低。否则，政府就会失去信用。
澳督立场坚定，不为说客所动，后来他为了避免干扰，干脆在休息时把电话搁起来。
最有来头的电话，是葡国总统打来的电话，他要澳督取消香港财团的赌场专营权。马济时的态度很坚决，强调政府要讲信用，不能推翻自己所定的标。
两人说着，便在电话里吵起来。最后马济时气呼呼地撂下电话，对秘书说：“我大不了不做这个总督！”
这件事传出去后，罗保多次在大庭广众得意地说：“总统给马督的电话，是我打电话叫他（总统）打的！”
罗保财大势大，可以直通总统，总统在澳门的事务上也得听命于他。难怪马济时在任上，罗保就敢肆无忌惮地“坦承”他告了“黑状”。
澳门的利益团体与里斯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他们通过各种关系以及各种方式，在里斯本告马济时的“黑状”，控诉马督种种“罪过”：不惜损害本地商人的利益而偏袒香港商人；做事不公，轻信谗言；官僚作风，对澳门的商情及博彩业了解甚少，从不倾听澳门商界人士对本地专营权投标的意见；无视泰兴公司对政府财政数十年作出的巨大贡献；不惜把澳门博彩业的未来押在从未有过开赌经验的何鸿燊集团。
马济时只做了两年多澳督。一般澳督都能做三到四年，甚至更长。马济时任期这么短，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顶撞了葡国总统和海外部部长；另一大原因，是澳门官僚势力和地方势力的排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