何贤、梁昌表示赞成，但声明只做股东而不参与具体事务。
傅老榕、高可宁的后代反应不热烈，他们认为投标书里承诺的东西，对承商（承办赌场的商人）太苛刻，政府一方获利太多，赌场想盈利很困难。他们还明确表示：如果叶汉在里面，“大联合”就搞不成，会变成内部“大纷争”。
最后，还要问问叶汉他们同意不同意。
叶汉、叶北海、高海林三人坚决不同意“大联合”。
叶汉说：“我们竞牌的目的，就是夺傅、高两家把持的赌业江山，现在还提跟他们联合？我们费九牛二虎之力下标，为的是什么？这澳门赌场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！”
叶北海、高海林指责霍英东尽出馊主意：“你要讲名声，要赚干净钱，你回香港赚好了。你口口声声说我们不要捞过界，你现在是管过了界！我们投得的赌场，就得归我们经营！”
在电话中，叶德利也表示反对“大联合”。
霍英东的“大联合”方案流产了——这正是何鸿燊所希望看到的。
何鸿燊不忌讳什么捞过界。来澳门竞牌，已经捞过界，既然做了初一，就不怕做初二。
其实，当今在澳门有头有脸的商人，哪个是土生土长的澳门人？罗保是葡人，何贤何添兄弟是广东番禺人，傅老榕、高可宁家族至今还居住在香港，还有钟子光、梁昌等，没一个不是外来户！当初他们都是捞过界捞到澳门来，在澳门站住脚跟，成为商界头面人物。
“天下是打下来的。除非你有祖业继承，你不敢捞过界，满世界就没有你的立足之地！”
何鸿燊用这句话回答霍英东的忠告。
令人色变的“八大威胁”
霍英东回忆投标澳门赌场往事时，对澳门黑势力有一段描述：
“澳门从来就是一个‘九反之地’。战后，国民党的一些残余和中山一带的一些‘大天二’之类的人物，逃到澳门；到了50年代初，内地反霸清匪的时候，那些俗称‘大天二’、‘花木兰’、‘死唔去’的江湖人物又大量从珠江三角洲逃到澳门避难，并且带去不少武器，澳门政府都怕他们，整个澳门的情况很复杂。”
新财团投得赌场专营权，不仅侵害了原承办商傅、高家族的利益，还侵害了寄生于赌场黑势力的利益。加上何鸿燊、叶汉的宿敌旧仇，以及维护旧秩序的那些地方豪强，几股势力合在一起，欲置新财团于死地。
何鸿燊、叶汉“一意孤行”，中标后马不停蹄去租房开赌场。旧势力恨得牙痒痒：必须在他们未立住脚跟就把他们撵跑！于是找到澳门当时有头有脸的何贤做说客，他们对何贤举起八只指头，要何贤劝何鸿燊等四人投降。
这八只指头，就是对何鸿燊与新财团的“八大威胁”。
他们为何找何贤，而不直接与何鸿燊等“交涉”，或通过另一位澳门人士向新财团下“通牒”呢？
何贤是当时澳门华人社会的第一号人物。1952年，葡国政府授予他葡国基利斯督大勋章；第二年又给他颁发葡国红十字会荣誉十字勋章，嘉奖他对澳门经济、公共事业做出的贡献。1955年，他更被葡国政府委任为澳门政务会议华人代表，从而确定了他澳门华人领袖的地位。他长期担任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，出任全国人大常委，1983年逝世后，华人领袖的位置才由马万祺接替。
何贤不仅是华人的领袖，也是当时澳门各帮各派间发生冲突的调解人。他断事公道、仗义秉理，加之他的地位名望，澳门一旦发生大事，需要有人调解纠纷时，自然会劳驾何贤。他是个在黑白两道、洋华之间都吃得开、行得通、立得住的人物。
港澳华界，当然也有人对何贤持有微词，说何贤处世中庸、做人圆融，各方都不得罪。两碗水不管是清水还是污水，两碗水都端平。
何贤与傅老榕家有深厚的情谊，傅老榕开初来澳门开赌，求何贤帮过不少忙。1945年，傅老榕及他的儿子傅荫权遭“大天二”绑架，因为何贤认识黑道上的人，两次都是何贤出面斡旋，把赎金降到最小限度，说服绑匪放人。何贤还与傅老榕合办大丰银号，1971年大丰经澳门政府批准，正式改为大丰银行。
何贤又是何鸿燊的旧同事和好友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何鸿燊与何贤同在澳门贸易局任职，何贤是会计部主管，何鸿燊是供应部主管。战后，何鸿燊与傅老榕旧属钟子光等合办煤油提炼公司，遭到地方势力的围剿，何贤多次调停，最后劝何鸿燊放弃煤油生意，返回香港。
这次，旧势力也指望何贤带去“八大条”，何贤出于对何鸿燊“安全”的考虑，会奉劝新公司的持牌人何鸿燊放弃赌牌，离开澳门。
何贤约何鸿燊到“康乐俱乐部”见面，何贤向他转告对方的“八大条”：
第一条：要取何鸿燊的性命。
第二条：要令澳门原有的酒店停业，让香港的赌客无栖身之处。
第三条：要港澳船全部停航，香港赌客要过澳门，只能自己扒艇去。
第四条：要派乞丐每天坐在新赌场门口，令全部赌客望而却步。
第五条：要令澳门所有的私人楼宇，没有一所敢租场地给新集团作赌场。
第六条：宁愿出钱，把澳门原来赌场的所有伙计、荷官都养起来，不让他们到新赌场任职，令新集团半个有经验的人都聘不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