霍英东怀疑澳督被人收买，如不是亲身经历，他对澳门开赌的信心就会丧失殆尽，何鸿燊再怎样挽留，霍英东都会坚决退出。事实是，霍英东没退出，到21世纪的今天仍是娱乐公司的大股东。霍英东对决定他去留的那件事有一段回忆：
“直到有一天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。我和何鸿燊去找澳督罗必信，他刚接替马济时上任不久。我们一起谈繁荣澳门、发展外港的计划。正谈到兴头的时候，有一个叫‘白头佬’的葡籍澳府高官突然闯进来。他好似是澳府里面掌管黄金买卖和赌业的最高官员，因为他头发很白，所以人们给他取个绰号‘白头佬’。
“这个‘白头佬’一进来，当着我们三人的面，把1万港币拿出来，放在桌面上，指着何鸿燊对澳督说：‘这1万元是他送给我的，他要贿赂我。’原来在这之前，为了搞好关系，新公司曾经送1万港币给‘白头佬’。可能‘白头佬’不喜欢何鸿燊开赌，所以有意陷害他。
“当时，我很担心，按法律，贿赂政府官员是犯法的，我担心若澳督已被人收买，则完全有可能当场扣留、审查何鸿燊。但何鸿燊急中生智，连忙解释说：‘这1万元不是送礼，是捐作慈善用途的。’澳督听完，说了一句：‘大家一场误会，算了！’这事也就不了了之。
“通过这件事，我知道澳督并没有被一些仇视何鸿燊和娱乐公司的人收买。我想，既然澳督并不存心害我们，并没有被人收买，那么，即使赌场没什么钱赚，治安不好，我们也有信心去发展外港、繁荣澳门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就放手在澳门发展。”
何鸿燊后来说：“我还得感谢‘白头佬’，不是他，我们都不知道澳督对我们的真实态度。这点很重要，否则，任凭我说多少好话，都挽回不了老霍已经丧失的信心。”
在赌约签订前后的几个月里，信心危机如瘟疫在新公司蔓延。
何鸿燊坦承，他那时虽然嘴硬，心里却不是很踏实。他的亲戚朋友都断定澳门开赌没有前途，“合约对我们一方太苛刻了，我们真担心难以履行。”但何鸿燊认准了的事，就要干下去，是个从不言输的人。
霍英东是最典型的“动摇分子”，他最后恢复了信心。
叶汉百般诅咒苛刻的赌约，但他不会打退堂鼓。他精赌嗜赌，一生与赌结下不解之缘。他大半生都是帮人家开赌，现在好不容易投得赌牌，虽然现在谈盈利还为时过早，但叶汉已经获得很大的精神满足，自我感觉他已经是澳门无可争议的赌王，半生的磨难和屈辱都得到了补偿。
叶德利对开赌也信心不足。不过他不会轻易退出，反正自己没有投钱，也不必花什么精力，出钱出力都由另几个大佬扛着。
叶北海、高海林在筹备新赌场开张时还信心百倍，没想到第一届董事会议竟把他们排斥在外，给他们信心很大的打击。后来正式签订赌约，他们看了赌约副本，当场就骂何鸿燊让步太多。
叶、高两人信心丧尽，都认为赌场“没得做”，“不赚钱，还不如呆在香港的家中”。
叶北海、高海林失望地退出即将正式成立的新公司。以后，澳门赌场发生的事，均与他们无关。对叶、高两人的“叛变”，何鸿燊等四人都毫无惋惜挽留之意。
在###十年代香港富豪榜中，何鸿燊、霍英东、叶汉、叶德利均榜上有名。而叶北海和高海林，不仅没在富豪榜上落下名字，媒体也没有提及他们，他们似乎消失了。
我们可以肯定，叶、高两人退出澳门赌场后，既没发财，也没做成大事。想必，叶、高两人或者他们的后代会后悔。
澳门赌业进向新时代
1962年3月30日，何鸿燊与新澳督罗必信在里斯本签订了承办澳门博彩业的合约。
《专营合约》的主要条款包括：签约60天后成立新公司，资本额至少为300万澳元，其中55%的资金要缴存于外国银行，作为履约的保证金；1962年—1964年，每年要向澳门政府缴纳博彩税万元；在1962年度内，分三次缴纳保证金万元；1965年—1969年，每年要增缴税款30万元；公司每年利润，规定10%用于澳门的慈善事业，90%由公司建议，经澳门政府同意，用于发展澳门经济、工商事业；公司要兴建一间国际水平的博彩娱乐场、三间第一流酒店，繁荣“新口岸”地区；公司要购置水翼船，改善港澳交通；为保障内港畅通，每年浚深水道100万立方米；专营年限为8年，每5年修订合约一次。
合约的签订，显示出何鸿燊的远大目光和超人的智慧。
原本，澳府在去年招商竞投赌牌时，并没有限定专营权的期限。但何鸿燊、霍英东等人在投标申请书中所作的承诺，向澳门政府展示了一幅美丽而宏大的远景蓝图。因此，澳门政府在定标之后，放弃了2年期限的专营惯例，将期限放宽到8年。短期承包，只会造成承包公司的短期行为，澳门及澳府所得到的也只是短期效益。
娱乐公司的策略是：着眼澳门的繁荣与发展，迎合澳门政府的需求。政府在日后的五次合约修订中，对娱乐公司层层加码，同时也不断增加公司的专营权限及期限。澳门、澳府、公司、股东，四方均获大利，这就是娱乐公司迄今仍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。
《专营合约》带有很浓的个人色彩，合约的谈判及签订均是何鸿燊一人。何鸿燊的远大目光和超人智慧，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得到证实。而在当时，叶北海、高海林都认为合约是一条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绞索，条件太苛刻，看不到一点光明前景。